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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盯四风老问题新表现强化监督严肃执纪 ******

　　紧盯四风老问题新表现强化监督严肃执纪

　　清清爽爽过廉节

　　云南通报6起违规吃喝典型问题；湖南通报8起年轻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甘肃通报3起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典型问题……临近春节，各地密集通报典型案例，不断强化警示震慑效应。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在部署2023年工作时指出，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在春节来临之际，紧盯节点和薄弱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强化节前教育提醒，确保党员干部风清气正过春节。

　　2022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76起，纠治“四风”力度不减、尺度不松，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

　　1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2年1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112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612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1569人。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76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4134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96756人。

　　在春节来临之前，连续第112个月公布的月报数据，再次给党员领导干部们敲响了警钟：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纠治“四风”力度不减、尺度不松，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

　　坚守节点纠治“四风”是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坚守，“清清爽爽”过节的氛围逐渐形成。作风之变，群众感受最深刻。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国家统计局合作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7.4%的群众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卓有成效，比2012年提高了22.4%；99%的群众认为，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的举措，体现了我们党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稍有松懈，就会卷土重来、死灰复燃，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

　　“湖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曹广晶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问题”“湖南省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石门县委原书记谭本仲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不顾实际使用大额财政资金建设景观工程问题”……

　　2022年12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从这些案例不难看出，在持续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意识缺失，特权思想严重，不收敛不收手，花样翻新搞“四风”。

　　从2022年全国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来看，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达到5万余起，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达到4万余起，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37567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3.9%。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同志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将聚焦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对享乐奢靡问题露头就打，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把监督挺在前面，紧盯节日期间易发的问题，紧盯享乐奢靡及各类隐形变异行为

　　“一件小事忽略了，两件小事忽略了，最后真正地是违法犯罪的事，就不把它当回事了，是非观念上逐渐地淡漠，这的确也是很惨痛的一个教训。”在近日播出的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中，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出镜忏悔，他违纪违法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十分突出，追求所谓“生活品质”、贪图奢侈享乐，逐渐从破纪到破法，从量变到质变。

　　作风问题无小事，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堕落往往是从不正之风、享乐奢靡开始，从“四风”上打开缺口。春节期间，团圆氛围浓烈，这容易让违纪违法现象披上合情合理的“外衣”，导致“酒杯一端，原则放宽”“礼物一送，制度松动”，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在一次次收礼送礼、吃吃喝喝中，丧失原则、放松底线。

　　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从具体事情抓起，抓早抓小、抓细抓常，精准施策、靶向纠治，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止小管涌变成大问题。

　　1月14日下午5点多，在医院结束监督检查工作后，陕西省大荔县纪委监委党风室3名同志简单商量后，马不停蹄赶往一家商场，就刚刚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进行详细了解……这是春节前该县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检查的场景。

　　大荔县纪委监委结合当地实际，元旦、春节期间制定了详细的监督检查工作方案，既严查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收送礼品、违规公车私用等老问题，又紧盯年底集中报账等环节，及时准确发现背后可能存在的“四风”问题。2022年12月以来，该县纪委监委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违反“四风”问题线索5个，查处2件3人。

　　作风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段既有共性特征，也有不同的突出表现。必须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将通过快递物流收送礼品礼金列为节前“四风”监督检查重点，通过明察暗访、随机抽查、当面核实等方式，对土特产店、商超等物流快递发出单位的快递信息开展有针对性的监督检查，重点筛查寄往党政机关、国企单位的可疑物流快递信息。同时，对机关企事业单位传达室等“终端”开展监督检查，重点关注“多人给某位党员干部邮寄快件”“一人给多名党员干部邮寄快件”等可疑情况，让看似隐蔽的快递送礼无处遁形。

　　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相对多发，江苏省溧阳市纪委监委部署安排，从酒驾醉驾等问题入手，第一时间查清“和谁吃、在哪吃、为什么吃、谁付款”等关键信息，深挖隐藏在所谓“人情往来”背后的请托事项和利益勾兑……通过“靠前一步、深挖一层”，严查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交织。

　　紧盯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随意向基层派任务、要材料过多过频、同一内容视频会议层层套开、“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是近日个别单位在工作总结部署阶段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表象。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出具体部署。中央纪委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提出要聚焦以总结部署工作等名义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问题，保障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工作落实。

　　“您好！请问您的业务办理顺利吗？是否碰到工作人员作风懒散，或者是吃拿卡要、无故推托等情况？”天津市宝坻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办事群众面对面交流。天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入推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整治，大力纠治落实决策打折扣、对待群众耍官威、失职失责不作为等顽疾。

　　不久前，湖南省纪委办公厅印发《关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纠治“四风”工作的若干措施》指出，开展“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专项监督，督促分级分类开展整治，推动开展省直机关单位纪律作风问题专项整顿；针对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绊脚石”等问题，部署开展教育乱收费、套取就业创业补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缺位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当前是各类考核集中开展期，同时也往往是考核不正之风的易发高发期。

　　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从日常监督和查办案件掌握的情况来看，年终考核时，总有部分被考核单位动“歪心思”，精力不是放在如何抓好工作落实上，而是想着跑关系、找门路，甚至企图通过搞违规吃喝送礼等方式，为自己加分。同时，也有一些责任部门利用考核评判权，搞“人情考”“关系考”。更有甚者借机吃拿卡要，收受好处弄虚作假等。针对这种情况，江西省纪委监委作出部署，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决防止考核中出现不正之风。

　　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通过深刻剖析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给领导干部常敲警钟、常亮红灯，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向全区上下释放“严”的强烈信号。

　　现场参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纪检监察组组长欧泽馨深受触动，“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这样的警示教育非常及时、很有必要。我将时刻牢记‘三个务必’，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全力以赴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勤奋工作。”

　　春节来临前，各地在坚决纠治不正之风、解决突出问题的同时，通过警示教育大会等方式警醒党员干部守好“廉关”过好“廉节”，并积极推动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节俭且从春节俭，廉洁应似雪莲洁”“清风吹拂阳光院，白雪飘融仙鹤乡”“修竹凌寒身正直，梅花喜雪气清香”。1月16日，在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文明实践中心的大厅内，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为社区的居民传福送廉，240余副廉洁春联被抢选一空。

　　鹤壁市纪委监委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联等单位开展了“清廉的节日”系列活动，坚持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本地特色文化中寻找廉洁基因，持续在挖掘、提炼、转换、运用上下功夫，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外延、创新形式，充分发挥清廉文化教育、引领和浸润作用。

　　2022年12月底，位于海南海口的海瑞文化公园开园，为市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了好去处，也成为党员干部接受廉政教育的重要阵地。除了指导推动海瑞文化公园建设，海南省纪委监委还开展廉洁文化微电影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协调推动琼剧《海瑞》复排巡演，建设完成“全省廉洁文化地图”并上线运行，以廉洁文化助推清廉自贸港建设。

　　革命文化是淬炼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意识的重要文化滋养。福建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挖掘展示红色文化中的廉洁元素，使党员干部在革命文化熏陶中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廉洁意识，传承革命精神，激发“不想腐”的内生动力，并从中汲取自我革命的强大力量。(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薛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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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贺劭清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摄

　　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摄

　　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摄

　　《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摄

　　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